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日期:2019-10-07编辑作者:世界历史

时间:2007-3-10 11:00:14 来源:不详

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本文力图客观地介绍义和团研究50年的发展进程,对反映和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学术成就进行分析评述,以期对新世纪的义和团研究不断深化提供某些借鉴。

与大陆地区的研究状况比较而言,50年来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显得有些寂廖。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认知理念的差异,台湾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若干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50年来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介绍,供大陆学者借鉴和比较,正是本文的主旨。从时间方面来说,台湾地区的这项研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所以本文拟对若干重要专题分别加以介绍。由于笔者搜求不广,识见有限,遗漏和错失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一、关于中国人反教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中国农民阶级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又一次出现的历史悲剧。如何总结这次历史悲剧的血的教训,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运动,已有不少论述。但关于庚子年五、六月间,即公元一九○○年六、七月间,义和团势力发展到北京以后的一些情况,似还未引起重视。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义和团运动,只就下面三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希望有助于进一步展开讨论。

建国之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论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义和团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论证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1951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了翦伯赞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其序言中称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此后,其他一些研究者也以不同的表述进行了相同的论证。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时期里,不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2]义和团运动被明确定性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同一年,胡绳在论述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文章中,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志,首次提出了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把义和团运动视为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3]在当时的政治一学术氛围中,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革命性成为不容质疑的定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反洋教活动的一次大爆发。关于中国人反教的原因,有一些学者从中西文化的冲突着手进行分析。在1949年以前,文化冲突论就已形成,如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王文杰在1947年即指出,“中国顽固的士大夫素来以生于文物礼义之邦自诩,他们除了承认传统的礼俗和旧文化的权威外,不肯亦不屑向任何外来的精神文化低头,所以他们的心目中,这来自夷邦的夷教,简直被认为异端邪教,洪水猛兽一样。‘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是二千年前儒家老师的经义吗?……所以教案算是中国旧传统旧礼俗对新的西洋宗教势力的排斥和斗争,它是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注: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年版,第6-7页。)

一、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组织性质和成员的变化问题

总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以往对义和团污蔑、谩骂式的历史叙述得到清理,义和团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学科领域,各地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某些成果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在其余一些相对说来较具学术性的论着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在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对义和团的赞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学术界此前曾经指出的义和团笼统排外等落后的内容也被作为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而加以歌颂。

50年代初,台湾学者继承了这种看法,如李定一在分析教案迭起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对立与冲突:“凡入教者不祭祖先,不敬神佛,不崇孔子,而复男女混杂同作礼拜,使得一般士大夫与民众,都将教民当作丧心病狂之徒,而视传教士为伤风败俗之主使人。”(注:李定一:《中国近代史》,台北,1953年,第205页。)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外国传教士作威作福、欺压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参加义和团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据当时目击者叙述北京的情形:“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这些“乡愚务农”的义和团民,生活极其俭朴,“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作战勇敢,“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纪律也很严明,“均自备口粮,毫无滋扰。”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对被扭曲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开始了认真的反思。1979年到1980年,李时岳和陈旭麓等人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与同时发表的专题文章一起,揭开了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李侃提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4]左步青、章鸣九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革命。[5]李时岳在稍后几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把义和团运动分成反洋教斗争和反侵略战争两大部分来分别分析,认为前者“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而后者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注: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时岳把义和团运动划分为两个部分的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它的性质,对解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颇具价值,但似乎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王致中的文章则更具挑战性,他不仅否认义和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而且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作者继而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并且把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6]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上述反思,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在近代史方面,曾经被视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据着学术研究中心集团的农民阶级及其斗争,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1963年,美国学者柯文在其《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对中国人反教之事加以论述。他认为中国人反教思想的主要基础,是儒家正邪对立(Heterodoxy-Orthodoxy Antithesis)的观念和“辟异端”的精神。(注: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Missionary Movement and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文化冲突论虽然揭示了中国人反教的根本动因,但忽略了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的观照,缺乏对具体原因的具体分析。1966年,吕实强出版专着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修正。吕曾参与《教务教案档》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对晚清时期的民教冲突颇有研究。关于反教问题,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从表面上看,参与教案的“常为成千成百的平民,但真正的鼓动与策划者,则多半为当地的官绅与知识分子”。他并明确指出,“就作者已见的材料加以观察,当时官绅及知识分子,应该是国人反教的动力”。(注: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年版,第3、4页。)他们反教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文化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对立,而要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有三:一是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人禽之辨”观念与基督教的碰撞;二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所具有的侵略性质引起了中国官绅的恶感;三是中国社会“久已形成的种种迷信观念与习俗,以及中国官绅素所享有的现实利益及地位与尊严,因基督教的传入而大受影响”,从而引发了官绅的反弹。上述因素往往互相关连,彼此混杂,使得民教冲突不断发生。他的结论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一事,如不用政治武力强迫推行,虽未必能全免于冲突,但未始不可以和平方式为主,由逐渐的相互了解,而达于彼此交流与融合。其所以引起许多重大不幸的惨案,所关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根本者,并非甚多,而出于人类贪婪自私的因素,实为主要。”(注:《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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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特殊形式的农民战争,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既反帝又反封建,或者反对用封建蒙昧主义来概括义和团运动,反对义和团“奉旨造反”的提法。苑书义不同意把民族战争和农民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7]戚其章则认为农民阶级反封建就是反抗封建统治,而反对封建制度、改变生产方式、变革封建政权则是资产阶级的反封建,不能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内容为标准来否定义和团农民运动反封建的性质。[8]孙祚民则引经据典,针对王致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蒙昧主义等属于反抗的方式问题,过分强调这些落后的方面,认为这些表现“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义和团运动”。[9]总的来看,在当时这场争论中,建国之后形成的传统观点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后来,吕实强继续发表文章,探讨反教问题。关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教,吕认为他们把一些荒诞不经的方术与邪法,如炼丹术、房中术、祈禳、咒巫等,统统列为传教士的罪行,是对儒家的“理性与笃实精神”的漠视。而且,“由于他们的大力宣传,使这些无稽的谣传深入社会人心,形成很多的教案”。另外,反教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教手段极其残酷,是对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的违背。例如,湖南流传的《辟邪纪实》中规定:如在外来之形迹可疑之人身上“搜出有邪教符咒等事,即凭众处死”;客栈饭店如私留一切形迹可疑之人,被查出确系教匪,“即将教匪与店主凭众处死”;召沿河挑夫充当勇丁,兼巡水面船只,发现邪教之人,即行飞报,“卖放者与邪教之人均予处死”;“私卖地基船只于夷匪者,及为夷匪造屋造船者,查出将其全家处死”。除直接打杀外,他们还号召“给予信教之人精神打击与权利剥夺”,如不准与教徒通婚、通财,甚至与信教之人断绝任何往来,使之陷入孤立不便;让教徒穿特殊服装,为教徒设立特殊户口,禁止教徒参加考试和入仕等等。凡此种种,均有违儒家“仁爱忠恕”之真义。他的结论是:“在晚清时期,尽管所有的反教知识分子,都宣称他们是秉承与保卫儒家传统而反对基督教,但他们所言所行,却往往漠视儒家思想的本意,甚且与之相反。这便很难认为教案的发生,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注: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的检讨》,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版,第277-297页。吕实强的相关论文还有:《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台北,1973年;《晚清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义理的辟斥》,《师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2期;《晚清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师大历史学报》1975年第3期。)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从阶级斗争理论转向以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变革根本动力的过程中,史学界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在有关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讨论中,也已经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立论了。(注:近代史学术界最初使用现代化概念时,还缺乏对它的理论性理解,常用“近代化”来表达。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80年代中叶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开始把中国近现代史理解为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并以此来重新审视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陈旭麓在90年代初出版的名着《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在谈到义和团运动时,他说:“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地守护二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10]作者在肯定义和团运动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的同时,显然并不认为它具有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然而,整体上看,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并没有给义和团运动以应有的重视。在有关论着中,义和团运动或者被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反面,或者被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一带而过。一部名为《中国现代化史》的专着中竟然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内容。尽管罗荣渠很早就提出应该注意研究现代化和革命化之间的关系,但学术界一时似乎还没有找到义和团运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准确定位。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将社会革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199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纲》一方面从现代化的角度去重新理解革命和改革,一方面从革命与改革的视角去认识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11]该书的有关内容尽管尚未成熟,但应该视为从现代化视角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进行的较为系统的论述。

陈银昆另辟蹊径,以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晚清的民教冲突,但在分析民教冲突的原因时,他仍然从文化冲突入手,以“本土化”和“本土运动”等新概念加以阐释:“就文化接触而言,外来文化若欲生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必须关联传统文化,经过一番过滤与改造之适应过程,是为本土化。若外来文化不经此一适应过程,强行移植,势必引起本土文化中成员之反抗的本土运动。”而“基督教于清季再传入中国时,时值中国政权、文化并衰之际,以强文化的姿态,以保护传教条约的不平等方式,强行传入,立即引发无数重大的纠纷。由此观之,教案显然是以传统文化为认同目标的社会文化重整之本土运动。”其次,“传教运动可视为价值取向之社会运动,其意义在于促进或改变社会变迁之方向”,而反教运动“可视为反价值取向之社会运动,其目的在于抗阻传教及传教带来之社会改变,以维持现状”。由于二者“目标互异,冲突之产生势所必然”。(注: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页。)

曾经研究义和团的某位国外学者说过:“在近现代史包括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强调要对历史作出评价。……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着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12]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外学者在历史价值论上的差异。也有中国学者在评论80年代初有关义和团评价的争论时说:“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13]这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争论在学术上的局限性。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术重心的转向,义和团运动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研究本身在国内逐渐受到冷淡,不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类研究也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前一趋势并非正常的话,那么后一趋势则应该被视为学术的进步。与此同时,一些更具学术性的课题,如义和团的起源、思想的研究,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学者多承晚清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所谓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源出于八卦教之离卦教”的说法,例如,何健民指出:“中国典籍,咸称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而白莲教又发源于白莲社。”(注:何健民:《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58年版,第288页。)王尔敏认为,义和团的本质,“神的成份大,尚迷信,其原始为白莲教的余孽”,《大陆杂志》第25卷第6期,1962年9月30日。)。张秉铎亦认为:“拳匪自称为义和拳,原出之白莲教。”(注: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55页。)李定一虽未指义和团源于白莲教,但也认为义和团是“民间秘密会党之一”,“初名‘大刀会’,盛行于黄淮流域各省,乾隆时曾严禁之。到十九世纪末叶,大刀会势力复盛。”“大刀会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为‘团’字,义和团之名由是而兴。”(注:李定一:《中国近代史》,第213、214页。)

其实,还在五六十年代时,就有学者开始关注一般称为源流问题的义和团运动的组织起源问题。但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一研究最初只是为说明义和团性质服务的,正如丁名楠所说:“义和拳的源流与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而秘密结社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14]正是在这种类似“血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学者们去探寻义和团组织方面的祖先,试图以此来帮助论证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

1962年,戴玄之撰文指出义和团与白莲教和八卦教无关。他的主要理由如下:信仰不同。白莲教信奉弥勒佛,而义和团则信奉神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其所信奉的神灵虽多至不可胜数,但决找不出‘弥勒佛’三字”。组织结社不同。白莲教和八卦教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秘密结社,组织严密,大权统一,但义和团不是秘密组织,而是公开的团体,“是以村、镇为单位的乡团组织,各自独立,彼此不相统属”。仪式不同。白莲教以“妖言惑众”,或“佛法惑众”,而义和团“则为神鬼所役,盖拳民非有所谓神仙附体是不能有所谓‘神术’的。其所谓神术,只是刀枪不入,未发现像白莲教自称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巫术”。宗旨不同。“白莲教是具有政治野心的革命团体,藉宗教迷信来煽惑群众,以达其称王建号的政治目的”。相反,义和团没有政治色彩,其目的“初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其后变为仇教反外团体”。白莲教的教主多是世袭的,而义和团根本没有世袭这回事。白莲教、八卦教“聚众敛财”,而“真正拳民自备资斧,用罄才索取粮饷”。拳民“称白莲教为邪教,自称不是邪白莲”。(注:戴玄之:《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考》,《大陆杂志》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15日。)

早在义和团起事之时,就有清朝官员——吴桥知县劳乃宣寻根溯源,根据嘉庆十三年的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断定直、东交界地区名为“义和拳”的反教会组织来源于近100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属于一直被政府严禁的“邪教”组织。(注: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该书对源流研究影响很大,甚至它所使用的“源流”一词也一直被沿用。)时人的有关叙述也大都称义和团源于八卦教、白莲教等“邪教”。1927年,国外学者施达格出版了可视为第一部研究源流问题的学术着作《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反驳了劳乃宣的观点,认为义和团是从乡团一类忠于清政府的地方性武装发展而来。1963年,台湾学者戴玄之印行《义和团研究》,对“乡团说”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这些着作对源流研究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注:施达格的着作由吴宣易节译,于1941年和1947年两度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为名由上海正大书局出版。戴玄之的着作直到1967年才正式出版。)

劳乃宣的说法既不足信,那么义和团的来源到底如何呢?戴玄之考察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后指出,义和团“由梅花拳而来,梅花拳由义和拳而来。至于义和拳,则来源于咸、同年间的乡团”。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每年梅花季节到处“亮拳”,乡民遂称之为梅花拳。光绪十三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发生以后,梅花拳“转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因受官府剿压,于光绪二十四年二三月间改梅花拳为义和团”。或称义合团,取朋友以“义合”之义。他进一步指出,义和团自称“得有神功,能避炮火,故又称‘神拳’或‘神团’”。(注: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第10、16页

建国之初,源流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般论着大都沿用劳乃宣和时人关于义和团起源于八卦教、白莲教的说法,并未对之加以深究。1954年,陈湛若发表《义和团的前史》一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义和团的组织起源。[15]尽管该文基本接受了劳乃宣的结论,但他的研究思路以及对王伦起义的讨论,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稍后,又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前身是祖师会,但这一看法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李守孔亦持义和团源于团练说。他指出:“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伐,扰及山东一带,鲁民团练自保,农暇习拳棒以自卫,初名梅花拳,后称义和拳,亦称大刀会,无知愚民乃凭藉以排外,对于西教尤其仇视。”(注:李守孔:《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版,第144页。)

源流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始自60年代。路遥认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比较复杂,但其主要有三:一为从大刀会组织演变过来;一为从梅花拳——义和拳传播下来;另一则从神拳改变而来。”[16]路遥的研究揭示了义和团源流的多元性,并且第一次把鲁西南大刀会、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和鲁西北的神拳看作义和团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组织。这一看法对以后的义和团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路遥的这一认识主要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做出的,但把研究视野拓宽到这样三个地区,则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这一时期进行的实地调查的重要发现。应该说,山东大学历史系从60年代开始进行的实地调查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活动。尽管当时在调查方法上存在缺陷,但这些调查所得的100多万字的口述记录为文献记载相对缺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注:这些口述史料先后两次编辑出版。一为《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24万字;一为《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0万字。)

庄吉发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档案加以研究后指出,义和拳之名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九年率众起事的王伦“传习白莲教,教人念诵咒语,教中又习练义和拳”。他还对梅花拳是由义和拳演变而来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就现存档案而言,梅花拳与义和拳同为秘密宗教各教派所传习,梅花拳的出现不一定晚于义和拳,乾隆年间已查获梅花拳及义和拳,彼此之间,不必认为是一直线的发展。”他认为,庚子事变时期的义和团是“包括习练红拳、梅花拳、神拳、义和拳的拳民及大刀会、义和门等各教派的群众,是下层社会各种组织的混合体,于是红拳、梅花拳、神拳、义和拳、大刀会和义和门教等一方面可以说是义和团的主要成员,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或别名。”(注:庄吉发:《清代义和拳源流考》,《大陆杂志》第65卷第6期,1982年12月。)

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度中断的源流研究又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并且成为义和团研究的热点之一。义和团组织起源的多元性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源流问题上的“白莲教说”和“乡团说”的简单理解已经被抛弃。学者们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推动研究的进展,可归纳为这样几点:1.对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等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教派内部组织状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否定了白莲教起源说;[17]有的学者探讨了义和拳与八卦教、白莲教在历史渊源、活动形迹和信仰体系方面的不同;[18]也有学者提出了民间秘密教派的文武场问题,认为与历史上的白莲教、八卦教有密切关系的义和拳、神拳、大刀会等组织,都属于八卦教的武场。(注:周海青;《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载《破与立》1979年第6期。注童到秘密教派有文武场的观点在源流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启发了其后更加深入的研究。)2.学者开始到秘密教派之外去探寻义和团的起源。李世瑜提出了义和团是秘密宗教和民间结社的结合的观点。[19]陈振江强调了民间习武团体在义和团形成中的重要地位。[20]3.一直遭受批评或忽略的“乡团说”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多源,不仅表现为各类农民结社,还表现为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结合,而且“反映义和团这个组织全貌的应为后者”;也有学者结合民团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认为“这个运动是由来自社会下层的义和拳等拳会刀社与传统的地主武装——民团相互渗透、广泛结合而形成的”。[21]但应该看到,与秘密教派和习武团体相比,对民团的研究仍然十分不足。民间自卫武装、乡团、团练之间及其与各类民间结社之间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邝兆江广泛参考了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探讨义和团的源流,“先要认清‘义和团’这个称谓的意思”,义和拳民并不都属于同一组织,“拳民组织之间又不一定互有统属关系,更谈不上有全盘行动的计划。因此从广义说,义和团或义和团运动乃泛指十九世纪末年直鲁等地发生的排外反教事件。例如山东义和团就包括三个主要派别:大刀会和义和拳。”(注:邝兆江:《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几点初步观察》,《大陆杂志》第70卷第2期,1985年2月。)

在源流研究中,研究者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它们的信仰体系、活动形迹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程歗对乾嘉时期的义和拳进行了详细考察,注重分析了它的基本信仰以及组织方式上的集团互助作用和宗法师承关系,他还分析了神拳从乾隆朝到光绪朝不同时期的活动,注意到神拳在其反抗活动中把民间教门的某些信仰和符咒神术引进组织,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纽带以及鼓动群众、发展信徒的手段。[22]路遥认为;“义和团组织,其表象是拳会、教门和民团的混合,而其核心则是秘密拳教。”[23]另外一些学者在分析与义和团有渊源关系的混元教、清水教和早期一贯道时,也都注意了对这些教派的信仰体系和活动形迹的分析考察。[24]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大兴的原因

美国学者周锡瑞曾引用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话来评论中国学者的源流研究:“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最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发展规律的解释。”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不可否认,国外学者对中国学者源流研究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起源研究对于国内源流研究的发展曾起过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这一评论或许切中了80年代初以前源流研究的不足,但在那时以后,中国学者在探讨义和团源流时,已经不再孤立地考察历史上的教派或拳会的活动,而是注意去探求他们与义和团的内在联系了。程歗和路遥在考察清朝前期的教派活动时,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它们在信仰、形迹和组织传承方面与义和团的继承关系,这些成果都说明了源流研究的新进展。

义和团运动何以会在1900年春夏在华北平原形成浩大的声势呢?有学者认为教会和教民对民众的压迫是主要原因。如李守孔认为,义和团运动的“肇因虽非一端,而以国人仇视西教为最着”,教案的发生,则多为“教士教民所逼成”。(注:李守孔:《清季山东之教案与拳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34页。)另有一些学者综合各种因素来考察这个问题,如陈银昆认为,“外力侵逼,教士、教民行为逾分,以及民生困窘为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注:《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何健民认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有四:一是民众与教会的对立,二是民众对外人的仇恨,三是民众生活的困蹙,四是朝廷对义和团的庇护。(注:何健民:《中国近代史》,第286-288页。)沈忱农也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晚清社会仇外心理的发扬滋长,二是东方神权思想与西洋宗教的冲突,三是清廷与义和团合流,四是政风卑下与军队腐败。(注:沈忱农:《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反攻》第169、170期,1956年12月。)

90年代以来,源流研究在热闹了十几年后渐渐沉寂。一方面,有关义和团源流的资料相对较少,研究者往往苦于资料缺乏而难以求证。另一方面,源流研究在试图与义和团本身建立联系之后,也要求研究者关注义和团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广阔社会环境。

李云汉则做了这样的归纳:“列强对中国的侵逼,不平等条约的压榨,各地反教情绪的高涨,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以及清廷中慈禧太后一派对外人的憎恨,交织成一种强烈的排外思想,到光绪二十六年藉了义和团的一些愚民爆发出来了。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怜可谅亦复可耻可叹的一幕。”他还特别指出:“义和团之猖獗,自与慈禧宠臣裕禄、刚毅、徐桐、载漪、赵舒翘等人的曲意纵庇,大有关系。”(注: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98、99页。)

随着学术自由氛围的日益浓厚、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和各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研究者的视野大为开阔,义和团研究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繁荣。从研究方向来看,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义和团思想意识的研究和义和团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

戴玄之认为拳民是无辜的,庚子之变的主要责任应由慈禧来负。他首先指出,促成义和团大起的因素为:教士教民的欺凌;政府的鼓励。他进而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做了分析:“总之,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如果没有列强要瓜分之祸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连年的天灾,纵令慈禧想尽方法来鼓励人民排外,也不必能达到目的,更不会那样波澜壮阔。”他特别强调慈禧对于庚子事变应负主要责任:“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于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因此,庚子拳祸,万方有罪,罪在慈禧,因逢迎而获罪诸臣冤枉,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实不能辞其咎。”(注:戴玄之:《义和团研究》,第70、71页。)

五六十年代义和团思想意识的研究服务于说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因而专注于其政治思想方面,主要集中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上,着重提出了这个口号的策略意义,并且肯定了它号召、鼓动群众的正面作用。到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义和团性质再讨论的进行,“扶清灭洋”口号又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总的来看,研究者对“灭洋”的认识比较一致,大都认为它是带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反帝斗争口号,而对“扶清”的理解则多有歧异。然而,无论是认为“扶清”就是“扶保清王朝”的看法,还是认为“扶清”意味着“扶保中华”的表述,抑或是认为它既有爱国主义一面又有封建主义一面的折中观点,都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史进程以及义和团运动在这一进程中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进行的理论性思考,难以在历史资料支持下进行历史的求证。当然,这种研究本身自有其价值,而且有关争鸣也推动着研究者进行更为切实的研究。

吴相湘亦持此观点,他指出:“义和拳之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关节,亦慈禧政治生命史上祸国达于极峰之纪录,女主一念之差,几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其影响固尚及于今日。”(注:《清德宗实录的正本》,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983年,程歗发表《民间宗教和义和团揭贴》,把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从政治思想方面推进到更深入也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层次。(注:程歗:《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贴》,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从源流研究的角度看,该文提出了研究思想源流的问题,使强调组织联系的源流研究出现了新局面。)稍后,陈振江、程歗合着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又进一步推演了这一理路,以文献为线索,与有关史乘、口碑等资料相参证,来探讨义和团思想意识,在强调民间宗教意识是义和团思想主要来源的同时,他们还指出,其他社会意识、民俗信仰、甚至乡村士绅的意识也渗透在义和团思想之中,使之表现某种复杂性。[25]

李守孔着重考察了光绪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内在联系。他指出,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和守旧大臣图谋废黜光绪皇帝,因各国反对而罢,这使慈禧颇为恼火。己亥建储后,各国公使不肯入贺,慈禧更加仇视外人,乃有庚子年间清廷的“纵拳排外”之举。(注:李守孔:《光绪己亥建储与庚子兵衅》,《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在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的不断深入过程中,研究者开始把义和团思想意识与当时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社会习俗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历史的解答。李文海、刘仰东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模式引入义和团思想研究,同时还运用“从众行为”、“社会刻板印象”等范畴来分析义和团时期的各种现象。[26]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义和团思想意识的文章。1988年,路遥、程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出版,其中《义和团政治意识散议》一节综合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诸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将义和团神秘主义思想意识置于当时的社会心理环境之中考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义和团的思想意识。[27]此后不久,程歗又从四个方面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义和团意识与民俗信仰的关系:全神崇拜与集群意识;拳民禁忌与防御意识。[28]

义和团到底是秘密会社还是公开的组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如黄大受认为,“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的一种秘密会社,初名大刀会,由无智识的分子组成”。义和团“仇视教士,实行排外运动,一呼百应,很得民众的拥护”。(注:黄大受:《中国近代现代史》,台北,1960年,第214页。)而戴玄之则认为,“义和拳不是秘密结社,而是以村、镇为单位的公开组织”,每一村或一镇为一团,每一团均设有神坛,“其设神坛是公开的,乡民入团是公开的,习拳弄棒也是公开的”,所以义和团“不是劳乃宣氏所说为带革命性秘密结社的邪教,而是地方一种公开组织的乡团”。“是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乡团’”。(注:戴玄之:《义和团的本质》,《大陆杂志》第24卷第1期,1962年1月15日。)但是,由于无人统一领导,义和团逐渐发生了变化,“初为各乡镇自然结合,继为白莲八卦所渗入,末为顽固的王公大吏所利用,遂决堤横溃,贻害邦国”。就其宗旨而言,则由最初的防御盗贼变为反抗教士教民,进而屠杀教士教民,由保身保家变为保国,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是义和团的构成。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加入义和团,使义和团的构成变得极其复杂,好坏难辨,良莠难分。二是真团与假团。所谓真团,“就是乡团组织以村、镇为单位的义和团,其构成份子甚为单纯,皆系乡间善良农民”。所谓伪团,“是指变质后的义和团里的复杂份子而言,包括王公大臣、土豪劣绅、散兵游勇、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富豪、武生、兵丁、太监、会匪、土匪、人贩、盐枭、马贼、偷儿、乞丐、少女、少妇、寡妇、老太婆、宫女、娼妓、鸨母等等”。他们不是为了保卫身家,防御盗贼,更不是为了仇教反外,保国卫民,而是“托名团民,以资掩护,乘机为非作歹,达其私欲”。三是会党的活动。戴玄之把会党与义和团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当时的许多匿名揭帖是会党而非真正的义和团散布的。,《大陆杂志》第26卷第11、12期,1963年6月15、30日。)

严格来说,注意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还只是近20年来的现象。翦伯赞曾经指出,外国商品倾销造成了国内自然经济破坏、手工业者破产;铁路和新式航运业使传统运输业者大批失业,从而扩大了流民队伍。[29]尽管这种观点缺乏有说服力的资料的支持,但却一直被诸多研究者套用为义和团斗争似乎必不可少的经济背景。直到80年代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仍然满足于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背景来作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之一。[30]在提交给198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的100多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章,引起学术界殷切的关注。到80年代中期,对义和团时期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而到1990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已成为会议的名称和主题了。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应该是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

台湾学者对东南互保多持肯定态度,如王尔敏认为,“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大陆杂志》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15日。)戴玄之指出:“庚子拳乱,实近代史上一大奇迹,由于东南互保,始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注: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吴文星则对东南互保作了这样的定性:“东南互保订约运动的倡行,是当时上海中外官绅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焜、福开森、汪康年、赵凤昌等在盛宣怀的领导下,欲使张等以实力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诺保护教堂,拒阻洋兵入侵东南各省之作为合理合法化的活动。”(注: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对乡村社会的研究最初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的。程洪对19世纪末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使用了大量统计资料,力图说明乡村社会的经济变动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本原因。[31]张思论述了西方纺织品输入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试图结合直鲁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和生存方式所遭受的严重冲击和破坏,从乡村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危难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中去探寻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32]和以往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直接以义和团起源的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注重乡村社会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就是学者们逐渐摆脱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农民运动概念的束缚,把视野拓宽到19世纪末乡村社会的各个阶层。1986年,朱金甫、程歗呼吁史学界转换视角,通过义和团运动研究近代社会结构,从社会史角度深入认识乡土中国。陈振江、程歗在对义和团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乡村士绅在义和团斗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且结合华北社会的状况分析了乡村士绅阶层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注: 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但由于资料相对缺乏,未能进行更为具体的区域性研究。)黎仁凯等人研究了乡村社会中代表更广泛阶层的民间组织,如团练、联庄会、民间花会、混混儿、水会等,有助于了解当时的乡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33]近年来,又有学者注意到游民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陈振江的力作《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考察了华北游民的成因和流动趋向,探讨了他们的社会心态、信仰和结社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游民在反教会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34]在乡村社会研究中,近年还出现了有关乡村民众心态的研究,如杨天宏、程歗等人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晚清民众心态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而张鸣、许蕾近年出版的《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则是学术界不多见的研究义和团仪式和民众心态的专着。[35]

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有谓首倡于李鸿章者,有谓首倡于张之洞者,有谓首倡于张之洞、刘坤一者。戴玄之辨析有关史料后指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是盛宣怀。他说,“考保护东南章程之发端与订定,皆由于盛宣怀之倡导与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仅是采纳其建议,出名行事而已”,而李鸿章则没有参与东南互保条约。戴对盛宣怀称赞有加,说盛“精明干练,聪明机智,眼光远大,思虑周密,凡所策划,动关大计”,“以北方业经糜烂,东南如再有事,国家危亡即在旦夕,乃建议刘、张两督与外人订立……互保东南之约,并受命襄助谈判,东南各省赖此以安”。(注: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要深入研究19世纪末的乡村社会,不仅需要研究乡村社会所处的一般性背景,更需要对具体的村庄乡镇做具体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不同的乡土社会中产生的不同义和团组织和活动的独特个性。这方面的最大困难在于资料。义和团的研究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以口碑资料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就乡村社会研究来说,80年代进行的中日联合调查和山东大学在河北威县、山东冠县进行的调查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路遥于1990年出版了《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该书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仔细研究,考察了这块“飞地”的特殊地理环境、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教会发展和民间结社情况,从而对研究界一直存在争论的梨园屯教案和梅花拳组织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36]2000年,程歗撰写《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该文同样主要依据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研究区域同样集中于直鲁交界的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提出了“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民间组织领袖以及乡村各色能人——的概念。[37]该文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做出新的解释。路遥和程歗的成果反映了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向乡村社会的区域化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李国祈认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为盛宣怀的幕僚何嗣焜,主导者为盛宣怀。他指出:“当五月二十五日,清廷诏谕向各国宣战以后,盛宣怀忧心忡忡,百思不得一解救时局之策。幕府何嗣焜乃建议团结粤江鄂三督,以上海为外交中心,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盛宣怀乃急电张之洞、刘坤一等,建议他们在未奉宣战诏谕之前,“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盛宣怀成为上海官绅与各国领事进行订约互保活动的“中心人物”。李国祈还特别强调了张之洞在东南互保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说张“主动而积极地一而再,再而三,通电各省,倡导互保。主张以维持地方治安,保护洋商教士,免除洋人的口实,来拒阻洋兵的入侵南方各省。并进而以此为立足点,通电各国,谋求谅解。”(注:李国祈:《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版,第152、151、173页。)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38]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的较早阶段,革命史观的一个理论预设始终纠缠着研究者:义和团是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代表,而清政府则是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走狗,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两者之间因此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不可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坚决加以镇压,仅仅是由于群众势力很快压倒了统治势力,先是山东、河北农村,然后是天津、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清政府才逐渐地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义和团的压力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表面上对帝国主义表示强硬,甚至向各国宣战。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固然也有矛盾,但是这绝不足以影响它敌视农民、投靠帝国主义的根本立场”。[39]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这种观点在相当长期内是论述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主流观点。

张秉铎对张之洞在东南互保中的表现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指出:“之洞一生事功,于国家贡献至深且巨者,盖为庚子拳变之坚主剿灭与东南各省之互保。斯时中国北方虽被异族联合蹂躏,烧杀抢虏,而江南各省得以免遭涂炭,沦于浩劫,实之洞之功也。”

8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时期的政策。廖一中认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40]《义和团运动史》认为,义和团之所以在北部中国兴起,主要原因是“在北京有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以及直隶总督裕禄都对义和团反教会的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给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北方提供了有利条件。[30]另外一些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林敦奎和李文海考察了当时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分析了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策的含混和混乱,认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41]林华国反驳了《义和团运动史》的观点;认为在义和团兴起阶段,清政府是严禁义和团反教会斗争的,只是在处理时尽量采取“弹压解散”的方式,如果遇到抵抗则使用武力剿办。[42]另有研究者分析了山东官府以“改拳为团”、“会匪区别”和“惩首解从”为内容的拳会政策,认为这种特殊政策试图通过官方控制拳会的办法,来限制其反教会斗争,同时又在乡村社会维持一定的与教会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以限制教会势力的过度膨胀。[43]

林世明则认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是英国政府。戴玄之谓,庚子年五月,英国政府曾电令英领事转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英国打算派海军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时盛宣怀在沪,知英人名为帮助弹压土匪,实则欲达其出兵长江之诡计;果尔,则各国效尤,大势去矣。补救之法,唯‘自认保护,勿任干预’。遂于廿四日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云:‘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明……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注: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对此,林世明指出:“早在光绪廿六年五月十八日,上海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即已电告英国外相沙利斯堡,建议英国政府若与北方清廷中枢决裂,则应立即采取措施与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以维持当地之和平及避免所能引起的重大损失”。“由此可知,东南互保运动早在盛宣怀‘推动’前,即已有刍议。根据现有资料记载,知盛宣怀、余联沅于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建议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前,即已与各国领事有初步的谅解。故东南互保运动其实为英国政府所发韧者也。”(注: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再一个问题是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的原因。传统观点强调义和团自身的发展和力量的强大,认为这是义和团斗争的结果。有的文章则认为义和团能够大举进入北京,主要是因为后党企图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对义和团采取了全面招抚的政策。也有文章认为慈禧确有信邪术以保国的思想,义和团入京是清政府主抚政策的结果,义和团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北京城。[44]林华国指出,应该重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对形势变化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义和团就是在清朝军事机器暂时陷于半瘫痪状态的形势下,顺利地大批进入京津的”。[45]

林世明还分析了英国首先倡议东南互保的原因。从中国方面来说,东南两江、两湖地区是英国在华利益最多的地域,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最深惧列强借机伸展势力入长江地区,若长江地区一旦发生变乱,不仅英国在该地独占利益将受严重打击,而其他各国势必借口要求派兵入驻,以保护侨民之安全,则英人势难维持在此一地区之独占势力”。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英国正在南非进行布尔战争,在列强中较为孤立,“在东方势必无法大有作为”。(注:《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第54页。)

围攻使馆与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义和团时期的重大事件,同样反映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80年代初,李德征、丁凤麟对把围攻使馆事件说成是义和团发动和领导的反帝斗争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围攻使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为实现废帝立储而策划的政治阴谋。[46]到90年代初,林华国通过对史实的考证,指出:进攻使馆的力量自始至终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把攻打使馆说成义和团的功绩或是罪行都缺乏根据。林华国还认为,慈禧太后围攻使馆是为了实现废立阴谋或是为了“愚弄和陷害”义和团的说法均难以成立。[47]

王尔敏考察了东南互保的发起、订约和具体的实施过程,还对东南互保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南方的社会组织多为会党,“其宗教性质不及北方的教团深厚”,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会党以人为本,教团以神为本,会党尚忠义,教团尚迷信,会党靠自身实力,教团靠巫术符咒,会党组织严密,“其原始带有反清的政治色彩”,教团组织松散,源于白莲教,“没有固定的政治色彩”。由于两者“本质不合,彼此不相谋,故不至于一时勾结而成巨患”。此外,刘坤一在互保条约签订之后,招安江南最大的会党首领徐宝山及其会众,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安全。由于利益攸关,列强互相牵制,“彼此监视”,“谁也不敢遽为戎首”,向南方进兵。此外,由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列强在此次事变中未存领土野心。南方各省督抚,尤其是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三人起了重要作用。互保条约的订立,对中外双方都是一个约束,“在后来的运用上,则是南省应付外人的良好武器”,而“外人则在相对义务上,不得不严格地履行条约,避免负不义之名”。,《大陆杂志》第25卷第6期,1962年9月30日。)

关于清廷对外宣战的原因,较早的研究或者强调西方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假照会”对清廷的刺激作用,或者认为是在强大的义和团压力下被迫做出的,以避开义和团革命斗争的锋芒。80年代中期,林华国、孔祥吉分别依据档案史料反驳了“假照会”的说法。孔祥吉认为促使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是裕禄的虚假捷报,它增强了慈禧太后的侥幸取胜心理。[48]而林华国则认为,导致清廷最后决心宣战的是外国进攻大沽并公开宣布要向北京挺进的严峻形势,而不是由于某种一时的“误会”[49]

王尔敏还对东南互保的意义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东南互保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创举”,保约的订立是“良好的外交成就”。对东南各省而言,“这次的保约,地方上获得完整无缺,避免了兵祸,保全了民命”。对清政府而言,全国第一的东南“财赋”得以保全,尤其重要。此外,“南省的自保,对于后日议和,以及索还东北,在外交上增强不少力量”。,《大陆杂志》第25卷第6期,1962年9月30日。)

应该说,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较为显着的成就。研究者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不再把清政府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与义和团反帝斗争当然的坚决镇压者。许多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清政府在对外方面的位置,把它放到甲午战后尤其是戊戌政变以后复杂的中外关系中去考察,也注意到了清政府内部不同政治倾向的集团在清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被真正置于19世纪末复杂的政治一社会格局之中。

在一片褒扬声中,林世明对东南互保的评价要冷静得多。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而言是一大悲剧,而东南互保运动乃于此悲剧下,基于中外两方需要的一种产物,严格来说,乃一种分裂运动,绝非光荣体面情事,故绝无必要予以刻意赞褒”。他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从国内法的观点来看,“东南互保运动在法理上是不巩固的,一国之中央政府对外国宣战,而地方政府竟擅自宣称中立,此举且竟出自深受儒家忠君思想观念影响之东南疆臣如刘、张、袁及盛宣怀等,更是匪夷所思”。再就国际法的观点而论,“古代人臣无外交,地方政府订约是违法的。揆以中外惯例,要代表国家元首或特别经授权之代表,对外方有缔约之权”,而促成东南互保的中外双方都“欠缺缔约足够的合法条件”。他在力指其非的同时,也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东南因此而免于糜烂,影响国家甚钜,故亦无所谓贬毁。习史者当须明了事实真相,记取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注:《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第125-126、134页。)

义和团研究的进展还受益于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科学利用。除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外,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前面曾提到山东大学的实地调查在研究深入开展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其他一些单位也组织进行过类似的调查。这些调查以大量的口碑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尤其是提供了文献资料所缺乏的村庄集镇的资料,是区域性微观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注:除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外,较重要的还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黎仁凯等编《直隶义和团运动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当然,调查资料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尤其是受学术政治化影响较大的60年代的调查。已经有研究者把这些调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了,200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收到了两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调查资料相比,档案史料有更大的可靠性,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之外,不少学者还充分利用了档案馆收藏的未刊档案,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解决了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注:如前述路遥、程歗、孔祥吉等的有关文章。路遥曾专文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档案对义和团研究的重要性,并综合利用多种档案研究了有关义和团的诸多问题。参见路遥《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

吴文星考察了日本与东南互保的关系。当义和团在北方大兴以后,日本朝野有不少人主张乘机扩大日本在中国南方的势力范围,甚至有人提出扶持亲日派在南方成立新政府。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时向日本政府提出应对之策。盛宣怀有了东南互保的设想后,首先征得了小田切的赞同与支持。小田切积极推动互保条约早日签订,但日本政府坚持与各国共同行动的原则立场,“不抢先支持互保订约”,目的在于“获得各国的信任,由是而减低中外对于日本的防范”。互保条约签订后,日本曾以厦门一所日本教堂被焚毁为借口出兵厦门,但因其他列强的反对而撤回。他的结论为:“综观此一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南地区之政策,无非是利用东南疆吏力维秩序保护外人的态度,以及各国间相互制衡的状况,保障其在东南地区的利权。同时乘着各国专意于华北之际,企图扩张其在华南的势力范围,阴谋攫夺有利的地点,以为扩张势力范围的根据地。”(注: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与东南互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除上述问题之外,在义和团研究的其他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新的学术趋向和有创见的成果,比如反教会斗争研究、东南互保研究以及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加以述评。幸运的是,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义和团研究的有关专家,编写出版了对百年来义和团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着作《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为新世纪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学术便利。[50]

张水木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因干涉还辽有功,向清廷索取天津、汉口两租界,1897年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攫夺山东省的利权,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运动发生之时,正是德国帝国主义继续在华扩张之际,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被杀为德国奉行极其强硬的对华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德国一面派军队侵华“肆行蛮横报复,一面乘势严苛勒索,藉以强化在华势力,故不但清廷文物横遭掠夺破坏,华人生命财产备受残酷侵害,而且蓄意以严惩祸首及高额赔款等条件阻扰和议,更进而处心积虑图谋瓜分中国,其野心之大实当时各国所望尘莫及”(注:张水木:《德国与庚子拳乱》,《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义和团研究50年来取得的成就为它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新世纪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吴文星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一跃而成为远东的强国,其“军国主义益发得势,资本主义急剧地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为其推行向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借口。日本政府对出兵中国虽有急进和稳健两派之别,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青木周藏认为义和团事变是日本参与“世界历史、世界事业”的良机,桂太郎则视之为“掌握亚洲霸权的开端”。当出兵中国的决定正式做出后,日本政府内部又出现了“少量出兵论”和“大量出兵论”的争执。由于形势的变化和英、美等国的鼓动,“大量出兵论”占据上风,日本遂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主力军。战后,日本在列强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与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乃有英日同盟之成立,远东国际局势由是又为之一变”。(注:吴文星:《庚子拳乱与日本对华政策——出兵华北》,《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一些研究多年的传统课题仍然还有相当的研究空间,需要深入进行发掘。比如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源流研究,以往主要集中于山东和直鲁交界地区的大刀会、神拳、义和拳和梅花拳等,而对义和团高潮时期活跃在京津地区的形形色色义和团组织的来源研究很少。另一方面,源流研究多聚集在秘密结社,近年更有偏离义和团研究进入民间宗教研究的趋向,而对19世纪末乡村社会其他组织的研究则着力不够。而始终扑朔迷离的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也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考察,以至不得不利用“假说”来做出自己的解释。这些难点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子学术突破的机会。

张忠栋对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对华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指出,美国在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两次发表门户开放宣言,奉行门户开放政策,“除了希望得到均等的商业机会之外,还要求各国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庚子拳乱期间,美国一度参加联军攻入北京,那是为了解救受困的美国外交人员。乱定后,美军迅速撤退,并且在辛丑议和期间替中国主持了不少公道。”(注:张忠栋:《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清季对外交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6页。)

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展拓。应该承认,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多少受到学术界的冷淡,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从整体上看,义和团研究过于固守传统,创新意识相对说来较为缺乏。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仍然可以见到不少低水平重复的作品,有些文章的学术水平甚至还停留在50年代。义和团研究近20年的每一项学术进步都是思想解放、尊重史实的结果,而它的继续进步也同样需要这一精神。举例来说,在国内的学术语境中,把义和团运动表述为农民运动的传统理论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复杂内容,如果将它还原为19世纪末的一场包括许多社会阶层参加的民众运动,或许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兴趣点。从乡村社会结构、晚清政治——社会控制、乡村民众动员、乡村生活方式等多重新角度重新审视义和团运动,去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停滞与变动,或许会推动义和团研究与现代化研究之间更紧密的结合,使义和团研究受到学术界更大的关注。

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军对东北的侵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郭廷以在《帝俄侵略中国简史》一书中,简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帝俄借机强占我国东三省的史事,以及中俄间关于东三省问题的交涉经过。

[1] 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杨绍震着文指出,俄国对东三省的经营,主要由财政大臣威特主持,“其所采取之方法,以和平的政策,发展工商业,以经济势力并吞东三省”。义和团运动波及东三省后,俄军乃借口镇压义和团,大举入侵东三省,其“进行之路线,可分为五:第一路,由中东路线之北端,自呼伦贝尔越西兴安岭而南下。第二路,由海兰泡渡黑龙江攻瑷珲,越东兴安岭,经墨尔根而趋齐齐哈尔。第三路,由伯力附近溯松花江而上,经依兰而趋哈尔滨。第四路,为驻海参崴之俄军,攻珲春、宁古塔而趋吉林。第五路,由旅顺而攻奉天,经营口、辽阳而进沈阳。”他在文中还对中俄东三省撤兵交涉的历程做了考察。他把这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交涉在俄国首都进行,中国方面的主导人物为李鸿章,负责具体谈判者为杨儒,俄方的主导人物是威特,因俄方所提要求非常苛刻,在各方反对下,交涉未有结果;第二阶段的交涉移至北京进行,中方仍由李鸿章主持,他不顾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反对,力主与俄单独谈判东三省问题,并与俄代表达成了协议,准备签字。11月7日李鸿章病亡,“一切都完了”。第三阶段的交涉由庆亲王奕劻和王文韶主持,在中国国内舆论的反对声中,在其他列强的压力之下,俄国不得不有所收敛,放弃原来提出的诸多无理要求,中俄关于东三省的交涉遂顺利结束。作者认为,除其他因素外,直接给予威特谋夺东三省的计划“以重大打击者,则有二事:第一为李鸿章之死,使威特在中国失去其拥护者。第二为英日同盟之成立,远东对俄阵线完成,使俄国不得不退让。”(注:杨绍震:《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束》,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清季对外交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3-635页。)黄俊彦亦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对中俄交涉的完成起了推动作用:“中俄交涉谈判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莫过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俄国之所以让步,主要由于英、日、美之干涉。中俄东三省撤兵协定之所以能够成立,俄之所以甘心放弃银行协定,无非是英日同盟的影响”。俄国坚持在撤兵协定中保留撤兵条件,埋下了日后毁约不撤兵的伏笔,最后导致了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就远东国际政治关系而论,一九○○至一九○二年中俄东三省撤兵交涉未始不是由中俄冲突转变为日俄冲突的过渡阶段,而一九○二年的英日同盟则为此阶段的分水岭。”(注:黄俊彦:《拳乱后中俄交收东三省问题》,《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清季对外交涉》

[2] 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55-12-12.

王树槐的专着《庚子赔款》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题为“庚子赔款的议定”,主要考察列强确立赔款原则,商定赔款总数和各国所占比例,厘订赔偿章程,确定赔付方式、利息和年限等的复杂过程。关于赔款总额,美国曾于1901年1月提出中国财力只能偿付202156334海关两,但遭到德、俄等国的坚决反对,美国遂增加数额,提出以4000万英镑为限。此议再次遭到列强的反对。1901年5月7日,各国公使开会议定向中国要索6750万英镑。关于偿付方式,不外以下四种:借款,由中国自行担保;中国发行债券,分年支付本息。前两种方式根本不可行,列强所争论者为后两种方式,赞成第三种方式者有俄、法、日、德等国,赞成第四种方式者有英、美等国。争论结果,列强议定采取第四种方式。作者认为:“此法最易行,对中国亦最有利。”第二章题为“中国的筹措”,“分为两部分讨论:一为当时士大夫的议论,讨论如何应付此次巨额的赔偿;一为实际的筹措”。关于如何筹措赔款,中外臣工提出了17项建议,“属于加强旧有之捐税者七项:计亩捐、丁捐、房捐、契税、膏捐、关税、捐输。欲新设捐税者有二项:计印花税、公债。欲行新法或建新事业而增国库收益者有六项:设银行、发钞票、饬圜法、办保险、广邮政、开矿。整顿节流者有二项:整顿课厘、裁减营勇”。而清廷为稳妥起见,没有采用大臣们提出的新法新税。第三章题为“偿付的波折”,主要考察在偿付庚子赔款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还金还银之争,民国初年庚款的缓付和停付等。列强之中,只有美国主张还银,共余皆主张还金,而中国方面,地方官员坚主还银,尤以主办此事的沪淞太道袁树勋最为坚决,中央要员如奕劻等,则持妥协态度。第四章题为“各国的退还”,详细考察了民国时期各国退还庚款的具体情况和所退款项的使用情况,并对轰动一时的金法郎案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订。(注: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4年版。)

[3]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J].历史研究,1954,:5-15.

庚子赔款赔付期自1901年起,至1938年止,共计38年,清季只占11年,民国时期却占27年。王树槐研究了民国时期庚款的退还、停付和缓付等情况,具体分析了各国退还、缓收或放弃庚款的原因。他指出,由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付德、奥庚款,缓付协约国5年庚款,加上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放弃庚款,所以1923年以前“中国实际付出之庚款,约为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自1923起,中国恢复支付庚款,到1938年底停止,此阶段所付的庚款,“大致皆为各国所退还。连同德、奥、俄庚款合计,按原赔偿表海关两本利计算”,共约5亿多两,其中用于行政者约占56.78%,用于教育文化者约占12.09%,用于实业者约占10.74%,挪用者约占18.88%。(注:王树槐:《民国时期的庚子赔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4] 李侃。义和团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历史教学,1979,:12-15.

王树槐注意到,除4.5亿两银子的“大赔款”外,还有许多地方赔款,即“由领事、教士、教民与地方官绅调查协商所议定的赔偿”。他认为“地方赔款代表民教之间的协议,对民教双方尤有切肤之感”。义和团运动期间,教会、教士和教民的损失最大。八国联军侵华后,教士教民起而报复,方法主要有三:一为协助联军;二为乘机抢劫;三为恐吓索赔。有通过官府索赔者,有自行索赔者,数目由双方议定。他根据有关史料对各地的赔款额做了初步统计,共达22272908两银子(私自议结者、未见于资料者、定额以外者、偿以土地者未计算在内),其中教会的损失多包括在“大赔款”之内,教民的损失多由地方赔付,地方实际偿付数额至少为16873000两。这笔巨款的来源“不外两途:一为民付,以摊派方式筹足付赔;一为官付,由司库挪用他款支付。官款亦系向百姓搜刮而来,最后仍不外加重百姓的负担。”(注:王树槐:《庚子地方赔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5] 左步青,章鸣九。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J].历史研究,1979,:3-14.

王树槐认为,除庚子赔款外,八国联军在华北各地抢掠的金银财物也“无法估计”,是“庚子赔款之外的又一章”。他撰文对各国军队的军纪做了比较,对联军抢劫的方式、抢劫的对象和数量、赃物的处理等问题做了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联军在华的抢掠,“就现金而言,有确实数目者,官方失银约六、七百万两,制钱数百万串。民间损失更是无算。就物质而言,官方损失食米七万石,民间损失牛羊马鸡鸭鱼肉水果蔬菜,不计其数。至于珠宝文物等的损失,无从估量。”他在文末援引国际公法的有关规定对联军的抢劫行为进行了抨击。国际公法谓:停战期间,应立即停止攻击,亦不可抢劫财物。“八国联军时,天津、北京等地之被抢劫,多在占领该地之后,其属暂时停战时期,实无疑义,而联军不顾公法,肆行抢劫,诚然反映了西方文化不逮之一面。”(注:王树槐:《拳乱期间联军的抢掠行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

[6] 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J].历史研究,1980,:41-54.

八、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7] 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三题[A].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也有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如李定一认为,义和团运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影响极其深远:第一,列强认定义和团运动是“野蛮”运动,“断定中华民族是半野蛮民族”,世界各国对中华民族的观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满清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民众汇合而成的力量”的彻底失败,这使民族自信心几近丧失,而“民族自信心丧失的结果,使国民逐渐养成媚外的心理”。第三,东南互保之举事后非但没有受到清廷的责备,相关的督抚反被誉为“老成谋国”,使得各省督抚的权力更加膨胀,“形成半独立局面,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政治,都有影响”。第四,清政府的“愚昧无识”在运动中表露无遗,从此以后,“凡属有志救国之士,莫不对满清政府表示绝望,一齐走上革命的道路,使革命运动平添了许多生力军”。第五,俄军进占东北,激成英日同盟的缔结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东亚国际形势为之大变,“而中国东北亦从此成为世界的火药库”。(注:李定一:《中国近代史》,第217-219页。)

[8] 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J].东岳论丛,1980,:97-104.

沈忱农也撰文指出,洋人在庚子事变中获得“无比的胜利和权益”,由此对中国产生鄙视,对中国人“不是采取可鄙的态度就是采取可怜的态度”。而中国知识分子经过庚子事变以后,“真正认识了西洋力量的‘伟大’,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那一方面中国实在‘落后’太多,因而发生了自卑感,一切都盲目去学习西洋,以致失去了立国的基本自信心”。(注:沈忱农:《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反攻》第170期,1956年12月。)

[9] 孙祚民。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81,:31-43.

关于庚子事变对国人心理的影响,李定一和沈忱农的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如有论者指出:“庚子事变,为中国人民不堪外人之压迫,而群起反抗的民族排外运动,故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其行为虽愚,然其爱国精神可嘉。但经此事变,我全部屈服,其影响最大者厥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由上国天朝沦为次殖民地;由自尊自大,一变而为惧外媚外。”(注:中国近代史教学研讨会:《中国近代史》,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87页。)吕士朋也认为,庚子事变的严重后果,使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渐养成惧外媚外的心理,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日后中国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都一味摹仿西洋或东洋,对本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背景不加考虑,以致造成许多削足适履的现象,都是这种心理在作祟。”(注:吕士朋编着:《中国近代史》,台北,世界书局1985年版,第190页。)

[10]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也有学者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待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如邝兆江认为,“义和团事件标志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一个时期的结束。一九○一年签订的辛丑和约第十二款,即把总理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在列强迫使下,清廷对外措置进入了另一阶段。”(注:邝兆江:《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几点初步观察》,《大陆杂志》第17卷第2期,1985年2月。)

[11] 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沈忱农还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观察了义和团运动对广大农民的深远影响。他指出,经过庚子事变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迫接受西洋的文化,但是这种情形不能普遍深入到中国农村”,所以数十年来“在中国国内表现的是教市和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前者“全力模仿西洋”,后者则“故步自封,囿限于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道德的生活范围以内,所谓‘拳匪思想’仍若隐若现的存在于广大群众心中,随时有发泄的可能”。(注:沈忱农:《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反攻》第170期,1956年12月。)

[12]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台湾近代史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和出版较为重视,数十年来整理出版的近代档案和影印的近代官书和私人着述卷帙浩繁,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史料数量也不少,其中较重要者有:

[13] 王学典。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A].义和团研究一百年[C].济南:齐鲁书社,2000.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共26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1963-1965年印行)。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从故宫带走了大批档案,后加以整理出版,供学者们使用,此书即是其中的一种。宫中档是臣工奏陈及皇帝硃批原件,史料价值较高。

[14] 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A].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2.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共7辑21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4-1981年印行)。此书系根据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的教务教案部分编纂而成,上起咸丰十年,内容包括诏谕、奏疏、函札、照会、咨文、条规、告示等,分为通行教务、京师教务、直隶教务、山东教务、山西教务、河南教务、江苏教务、安徽教务、江西教务、湖北教务、湖南教务、四川教务、浙江教务、福建教务、广东教务、广西教务、云南教务、贵州教务、陕西教务、甘肃教务、新疆教务、奉天教务、吉林教务、黑龙江教务等大类。其中第6辑第3册和第7辑第1册辑录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史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5] 陈湛若。义和团的前史[J].文史哲,1954,:17-25.

影印和出版的近人着述主要有:

[16] 路遥。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9-14.

台湾学生书局——伍铨萃:《北游日记》;高:《庚子记事》。

[17] 方诗铭。义和拳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水火”的组织[J].社会科学辑刊,1980,:95-100;侯斌。试论义和团的组织与源流[J].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62-73;徐绪典。义和团源流刍议[J].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23-35;冯士钵。义和团源流质疑[J].社会科学辑刊,1980,:101-108.

文海出版社——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66-1975年影印,以下简称“丛刊”)第5辑第46册;龙顾山人:《庚子诗鉴》、陆睦:《拳变系日要录》,“丛刊”第34辑第335-336册;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陈捷:《义和团运动史》,“丛刊”第65辑第643-644册;陈贻先、陈冷汰译:《庚子使馆被围记》,“丛刊”第74辑第732册;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丛刊”第74辑第733册;佐原笃介和沤隐:《拳匪纪事》,“丛刊”第83辑第822册;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丛刊”第83辑第823册;高绍陈:《永清庚辛纪略》,“丛刊”第83辑第824册;祝芾:《庚子教案函牍》,“丛刊”第83辑第825册。林学枧辑:《直东剿匪电存》,“丛刊”第83辑第826册;咏楼主人编:《西巡回銮始末记》,“丛刊”第83辑第827册;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975-1977年影印,以下简称“丛刊续编”)第13辑第127册;《义和团档案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第361册;劳乃宣辑,蒋楷、刘春堂撰:《奉禁义和拳汇录平原拳匪纪略畿南济变纪略》,“丛刊续编”第37辑第362-364册;白曾焯着、左舜生辑:《庚辛提牢笔记庚子拳乱资料》,“丛刊续编”第37辑第365-366册;王守恂:《庚子京师褒恤录》,“丛刊续编”第37辑第367册;也愚:《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8辑第178册。

[18] 金冲及。义和拳与白莲教的关系[A].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2.

鼎文书局——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义和团文献汇编》。

[19] 李世瑜。义和团源流试探[J].历史教学,1979,:18-23.

广文书局——罗惇@⑦:《庚子国变记》;唐晏:《庚子西行记》。

[20] 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国风出版社——《拳案三种》;程宗裕:《教案奏议汇编》。

[21] 陈贵宗。义和拳?民团?义和团[J].史学集刊,1982,:37-44;周源: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直、鲁民团[A].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综观台湾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特点:投入力量少,研究成果少。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的最初一二十年,台湾学术界在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风气不盛,大部分学者都是以教学为主,研究为副。就中国近代史而言,许多学者的兴趣都在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和现代化运动等大课题上,对义和团运动较少关注,只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戴玄之发表系列文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后经补充整理,出版专着《义和团研究》,曾在台湾近代史学界引起过一阵涟漪,但随即复归平稳。70年代以降,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日渐增多,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学术讨论会日见频繁,学术批评的风气日益浓厚,学术研究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但学者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趣不升反降。80年代以后,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成果更见稀少。就笔者查到的1953年至1992年期间台湾各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的50篇博士论文和550篇硕士论文的情况看,其中没有一篇以义和团运动为题的博士论文,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硕士论文也不多。(注:台湾大学班一鲁:《拳乱前后袁世凯的处变》,1972年6月;东海大学林松友:《张之洞在拳乱期间之地位》,1978年4月;文化大学曹中平:《清季直隶教务与拳乱》,1980年7月;政治大学陈德汉:《山东义和团之研究》专题研究多于综合性研究。就笔者所知,综合性研究只有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而且这部着作是在作者一系列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专题研究着作如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林世明的《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专题论文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以个体研究为主,鲜见集体性项目。大陆的义和团研究多有两人以上的集体项目,而台湾则鲜见这种情况,即使像《庚子赔款》那样的大部头着作,也是由王树槐先生一人完成的。

[22] 程歗。乾嘉朝义和拳浅议[J].近代史研究,1981,:216-234;程歗。神拳与义和团[A].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在资料方面,台湾学者在挖掘台湾所存档案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大陆出版的各种史料的使用,但对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搜集的口述史资料的重要性似乎认识不足。尽管这些资料是在特殊的年代搜集的,可能带有较深的时代烙印,搀杂着某些非历史因素,但只要认真辨析,谨慎对待,仍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周锡瑞和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研究堪称典范,他们谨慎地使用这些口述史资料,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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